國學在河南民間的傳承與複蘇利好·需求
  6歲的浩兒看到姥姥離開屋子後,小心翼翼地扯了扯媽媽的衣角,用僅容二人能聽到的聲音說:“媽媽,我給您提個建議,您跟姥姥說話的時候,聲調太高了。”……類似這樣的對話,小浩兒在他上學期間,不止一次地對媽媽說過。“這讓我很感動、很欣慰。”母親李萍說,她認為,孩子這樣的變化,完全歸功於傳統文化。□東方今報見習記者 高晨 肖萌/文圖
  “壓抑家庭”結緣國學在李萍年幼時,親眼看到父親酗酒成性,賭博成癮。壓抑的生活環境,讓李萍覺得一個人挺好,而作為家中姊妹六人中的老大,她是35歲才要的孩子。“因為之前的家庭環境,讓我對家庭有一種恐懼感。”李萍說,不僅如此,還曾有了抑鬱症的傾向。“無論是看事情還是家人,都是負面多,正面少。”李萍說,這樣怨恨家庭,以及養成的憤世嫉俗情緒,曾影響了她幾十年。一次偶然的機會,讓李萍以一名學生家長的身份,加入到了推廣中國傳統文化的行列,做起了一名義工。那時,河南國學文化促進會副秘書長範文舉正好也在,正缺人手的範文舉,讓李萍幫國學促進會挑選了5~6名義工。“人不夠的話,我也參加。”李萍當時對範文舉說。如今,48歲的李萍是國學文化促進會的成員。以前是初中英語教師的她,認為自己的學生學到的知識“只是某一個方面”,同時又是浩兒媽媽的李萍,希望浩兒首先能夠學到如何孝順父母,如何處理好良好的人際關係,她認為,這是“基本的東西”。“媽媽,長者先,幼者後”李萍不想讓浩兒重蹈其年幼時的覆轍,“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的她決定,如果有一所既能夠學習到知識,又能樹立起浩兒良好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這樣的學校,肯定是首選。先鋒學校是河南省一家民辦私立學校,以其最早將傳統文化融入正常教學而著稱。雖然學費高昂,但經人介紹過的李萍前去瞭解情況後,仍然義無反顧地將浩兒送了進去。“是教育理念打動了我。從學前班開始就在這裡上,現在浩已經13歲了,上初三。”李萍說。有一天,李萍的母親來到家中。習慣了課堂上大聲說話的李萍,無意間對母親說話時“分貝過高”,被6歲的浩兒聽到了,看到姥姥離開屋子後,跑到媽媽跟前,小心翼翼地扯了扯媽媽的衣角,用僅容二人能聽到的聲音說:“媽媽,我給您提個建議,您跟姥姥說話的時候,聲調太高了。”後來,浩兒和媽媽一起走路時,突然說道:“媽媽,你走前面。”由於時間匆忙,李萍用手推了推浩兒,“媽媽,長者先,幼者後。”包括吃飯時也會這樣,李萍說,“這一句話,會貫徹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僅僅是會背。”在浩兒上學期間,李萍與浩兒一起誦讀《四書》、《五經》,與孩子一起成長成為李萍對待浩兒的教學理念。後來,李萍決定放下教師和母親雙重身份的架子,當起了浩兒的學生,因為她覺得“經典是人人都要學習的”。李萍坦言“會受到兒子的影響”,但是“落實得不如兒子”,畢竟很多習慣業已形成,“有時候意識不到,但我都會及時反省”。知識分子子女學國學者居多先鋒學校從辦學之初,到現在已經有15個年頭。辦學期間,隨之而來的,也有質疑、不理解,以及更多的關註。“傳統文化的斷代,知識在傳播過程中會不會對孩子造成影響?”“西方的傳統文化適不適用於現代教育?”15年前,任曉林在鄭州創辦學校的時候,“上千人的民辦學校有10~15所,收費在8000至2.8萬元不等”。但當時,學費與之持平的先鋒學校,只有200名學生。而今,先鋒卻成為民辦學校的“獨苗”。“來這裡,首先要讀的第一本教材就是《弟子規》。”河南先鋒學校校長任曉林說,無論學生見到老師或是父母,相互鞠躬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方式,“這是一種相互尊重,謙讓”。60歲的吳老太,是專門從新密過來陪同孫子讀書的。她覺得,孫子較以前懂事不少,現在家裡拖地、洗碗等一些家務活都是他來乾,並且從不叫苦叫累。“你現在讓他走他都不走了。”吳老太說,“平時他爸媽在新密工作,日常學習生活都是我來照顧,一個切身的感受就是,我孫子二年級上學期像其他孩子的下學期,懂事。”11歲的劉浩家住蘭考。是在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從蘭考轉學過來的,現在讀小學五年級。劉浩所在的班級中一共有35人,其中“插班生”有15人,學生中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外地的很少,基本上都是鄭州的。”劉浩說。據瞭解,全校4000名學生中有80%來自鄭州市,其中知識分子和幹部家庭居多,20%來自全省各地,有少數學生來自香港及新加坡。總的來說,國學教育還處於“小眾化”的階段。河南省社會科學院中原文化研究所副所長李立新表示,造成“國學小眾化”的原因是家長認識的程度不夠,沒有形成氛圍。國學教育應得到政策扶持任曉林說,目前國學教育發展的瓶頸,不僅僅在於推廣方面,國家對此類民辦學校的支持力度不大,讓先鋒這所民辦非企業學校“談不上發展”。2012年,香港國學基金會理事長馮燊鈞得知任曉林在鄭州創辦國學學校面臨困境,當即承諾“如果能夠在當地找到300畝地,由當地基金會出資”。後來,福建正祥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富立,也先後兩次在“拜祖大典”遇到任曉林。他表示,如果能夠找到這300畝地,企業承諾在這300畝上蓋好學校送給任曉林。但是,“不會打交道”的任曉林,時隔兩年都沒能夠找來這300畝地,後來就不了了之了,“很可惜,可能是因為緣分不夠吧”。“目前只能靠學費夠維持現狀,不斷自我發展。”任曉林說,學校當時建校初期不足200人,發展成為已擁有4000人規模的教育機構,“剛開始60萬元啟動資金,是從社會上,我的朋友們和學生家長那裡籌來的”。2013年,也就是學校辦學15年來,先鋒學校首次調高了日托生的學費。這樣做,是因為“教師的工資和學校的開支在不斷上漲”。“每年40%的收入,都用來給教師發工資和交統籌。”任曉林說,短短七八年間,公辦學校的教師工資已把差距越拉越大,“以前我們比他們高,現在他們反而比我們高300~400元”。(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李萍為化名。)一鍵分享到【網絡編輯:李鵬勛】【打印】【頂部】【關閉】
     (原標題:知識分子和幹部家庭更重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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